【这是20多年前我在南方周末当记者时处理群众的真实经历，被我写进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《无冕之王》中。】

  刚散会，负责接听新闻部热线电话、帮助记者们处理各种杂事的行政助理说，有几个人正在等我。此刻，有三个陌生女子就坐在新闻部记者的办公桌前，见我拿着笔记本进来，她们赶紧站起来，表情很拘谨。以我这个调查记者看人的能力，几乎是在一瞬间，我就断定这是来的。

  “枣庄？铁道游击队不就是你们那里的嘛。”看她们表情很僵硬，我想用这种方式活跃一下气氛，可似乎没有用，三姐妹依然面带惊恐，也未接上我的话。

  我带着她们来到刚腾出的大会议室，用一次性的杯子给她们倒了水。我这才开始仔细打量三姐妹。时值初夏时节，天气已经挺热了，可她们还穿着很厚的衣服，明显是冬装，看上去也不合身，又脏又破旧。大姐背着一个白色的编织袋，老二的手里也有个破帆布包。

  “俺山东的记者说，郭老师是大记者、包青天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只要找到你，就能伸冤。”大姐说着，从二妹的帆布袋里拿出一个塑料袋，那是材料，中间还夹着一张纸条，她递给我，脸上开始有了点笑容，“这是俺那地方记者写的，你一定要给俺伸冤。”

  我接过纸条，上面是手写的一行字：请到广州找《南方周末》记者郭国松老师。落款是当地报纸的记者，我不熟悉。

  “还有同行写条子。我哪有这么大本事。”看了纸条，我惊讶地问道，“这么远，你们是怎么来的？”

  “走路来的。”大姐说，“没钱坐车，路上捡破烂卖，换几个钱吃饭。走了三四个月，没想到还真找到了。”

  听到这里，我鼻子一酸，使劲咬住嘴唇，不断地吞咽口水，才止住顿时涌上来的眼泪。

  我匆匆地看了显然被多次复印后字迹模糊的手写材料，还有好几份官方回复。这时候我才知道，到我这里，已经是她们的第十年。真不敢细想，这风霜雨雪、漫无边际的十年之路，柔弱的三姐妹是怎么走过来的。

  促使三姐妹不屈不挠地十年，不过是因为农村常见的宅基地纠纷，从争吵发展到打架，三姐妹的母亲在冲突中死亡。我看了判决书，法院认为双方都有过错，以故意伤害罪将邻居家的男主人判处有期徒刑五年，赔偿丧葬费三千元。

  她们的父亲是个窝囊的男人，家里没有男孩，只有三个女孩，被人欺负的时候，全靠母亲出来反击。法院判决后，三姐妹中的大姐才十九岁，她也不懂法律，只是觉得母亲一条命丢了，凶手才判五年，法院不公正，于是，她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妹妹到县里。

  最初的是隔三差五，偶尔到县城去那个接待群众来访的窗口递个材料，从来就没得到回复。三年后，坐牢的邻居通过减刑提前释放，拆了她们家的房子，无家可归的三姐妹从此走上了路，而她们的父亲到山西煤矿挖煤，一去无音信。

  眼前的三姐妹，大姐叫陈秀玲（我已经不记得她们的名字，这是化名），二十九岁，二妹二十六岁，小妹二十一岁，都没有出嫁。小妹穿着一身污渍斑斑的蓝色运动服，又黑又瘦，右腿走路一瘸一拐，那是途中遭遇车祸留下的残疾。

  对《南方周末》来说，三姐妹的案件不具有报道的价值。我在心里感到惋惜，却不能当着她们的面直说。尽管《南方周末》在读者中影响巨大，我们这些专业能力出众的调查记者，有时候确实让很多欺压百姓、为非作歹之徒闻风丧胆。但也不过如此，如果认为我们是包打天下的梁山好汉，那是不真实的。

  话虽然这么说，内部却有不成文的规矩——不管是接听电话，还是当面接待来访的群众，也不管你是多大名气的编辑记者，谁也不敢以简单粗暴的方法对待者；他们反映的问题，能报道当然好，就算不符合报道的要求，也要把信访材料转给者原籍地相关部门。

  三姐妹的似乎有点儿特殊，看着她们期盼的眼神，我的内心陷入纠结。“你们先坐一会，我去跟领导汇报。”我又给她们的杯子里加了水，拿着材料走出会议室。

  “我们能为三姐妹做点什么？”总编辑江艺平是一位待人宽厚的大姐，听完我的简要介绍，她问道。

  “太可怜了，我建议报社给她们一千块钱。”我说，“的事如何正确地处理，我还没想好。”

  拿着从财务室刚领出来的一千元现金，我又回到会议室。“这是总编辑批准的，报社给你们一千块钱。”我把钱交给大姐，又叮嘱她说，“不要再，拿着这个钱，到山西矿上找你们的父亲。你们的事我会管的。”

  大姐顿时失声痛哭，两个妹妹也跟着哭起来，而且死活不肯要钱。我最怕看到人家哭，尤其是可怜的三姐妹，我的眼泪也在眼眶里打转，便一再劝慰她们：“钱拿着，路上也要吃饭，我们报社有钱。”

  “大哥，俺知道你们都是好心人，不能要钱，只想申冤。”大姐哭得更厉害，她抹着眼泪说，“这些年，俺和两个小妹在外流浪，千难万难才找到包青天……”

  “千万别这么说，我不是包青天。”我打断她的话，“你们三姐妹要听我的建议，不要再。你看，你们十年，小妹还遇到了车祸，什么样的问题也没解决。对你们的事，我会考虑怎么处理，你们放心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管。”

  我怔怔地站在那里，看着三姐妹离去的背影，眼泪终于还是没能忍住。我分明给了她们承诺，“无论如何，我都会管”。可是，我不过是个普通的记者，这又是外省的信访案件，从一开始我就明白，我其实根本管不了。

  回到办公室，我愁眉苦脸地思考了很久，决定把信访材料转到山东省有关部门。但是，不能一转了事，要附上《南方周末》的公函，提出怎么样才能解决这起信访案件的意见，这就等于加大了处理问题的力度。

  对，就这么做。我打定了主意，也没有请示总编辑，开始起草公函：《关于枣庄市陈秀玲三姐妹的情况反映和建议》。公函题头写给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，简单陈述了信访的主要内容后，提出三点建议——

  一，陈秀玲三姐妹的涉及到法院的生效判决，我们作为新闻媒体不干预具体案件，建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按照法律程序调卷审查，作出书面回复或者正式裁定；

  二，妥善安置三姐妹。由于她们原来的住房因故损毁，无家可归，也没有一点经济来源，建议地方政府民政部门特事特办，为她们建一套房子，并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助，保障她们的基本生活；

  三，责成基层政府和村干部出面，将陈秀玲一家的承包地找回来，并且在至少三年时间内免除农业税、提留、统筹等费用。

  最后，我又写了几句官话：“妥善处理人民群众的，合理解决他们提出的诉求，维护社会稳定，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职责。对陈秀玲三姐妹的问题，《南方周末》作为有影响的新闻媒体，我们将全力支持和配合地方政府做好相关工作，使她们能够息诉罢访，过上正常的生活。”

  没有事前请示，我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妥。她很少改变记者的想法，更何况这是为民请命的事，以她的善良和担当，是不会反对的。果然，她看了我起草的公函，当即表示同意，一字未改。这份盖着《南方周末》公章的公函，用特款专递寄给山东省政府办公厅。

  这是1999年前后的事，距今已逝去了25年左右。公函最后落到了哪个部门？有没有起到作用？三姐妹后来怎么样了？我一概不知道。

  那时是纸媒的黄金时代，有困难求助记者，盼着伸张正义，那时舆论监督环境宽松，领导开明，南方周末的公函应该有效果吧[泣不成声][祈祷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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